上世纪40年代初，育才学校在山城的名声很响，一是因为陶行知先生实行的是“生活教育”，培养“智仁勇兼修的人”，因而学校的校风好；二是因为学校民主、开明、进步的社会形象；三是因为学校聚集着一大批名师。

  上世纪40年代初，我曾在父亲陈鹤琴先生创办的江西幼师读书、生活，这一时期，他多次因公往返于赣渝两地，每次到重庆，他一有时间就去育才学校找他的老朋友陶行知先生。他对陶先生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的精神感佩不已，回到家中常常讲起自己在育才学校的见闻。陶先生也对父亲在江西的办学事业非常关心，有一次，陶先生托来渝公干的江西幼师教师邢舜田给父亲带回一张条幅，上面写着“谦谦君子”四个大字。

  创办难童学校

  陶行知先生和父亲的学生朱泽甫先生生前告诉我，育才学校的创办与父亲有关。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先生结束了两年零一个月的国民外交活动，抵达香港。在港停留期间，他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其中包括专程从内地赶来迎接并向他汇报工作的生活教育社负责人张宗麟。张宗麟向他汇报两年来生活教育社在上海及其他各地开展的工作。当谈到父亲在上海从事难民教育、热心儿童保育事业、开办报童学校卓有成绩时，陶先生非常兴奋地说：“陈先生做得对，做得好，这些工作在抗战中都很重要，我回国后要创办一所难童学校。”这所难童学校就是后来的育才学校。在《陶行知全集》第11卷，刊载了一篇题目为《祝贺<鲁迅全集>出版——致张宗麟》的信函。

  摘录如下：

  陈、赵、黄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甚合我意。衙（即陶行知，音“ya”）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育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国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敬意……

  上述文字中所提到的陈、赵、黄诸先生是指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三位“上海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不久，陶先生又发表了一次谈话，即著名的《回国三愿》，内容是：

  我有三件大事要做：（一）创造晓庄学院，以培养高级人才。（二）在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以教育方式，发动侨胞救国。（三）创办一难童学校，选拔有特殊才干之难童，作人才幼苗之培养。

  其中的第三项内容与创办育才学校的初衷有关。陶行知先生与父亲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同道、同事，长期以来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因此，父亲与赵朴初先生等在上海开展的难民教育工作，对于陶行知先生决心创办培养难童中优秀人才的育才学校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十字口诀”与“八个学术顾问”

  父亲非常赞赏并推崇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的许多创新之举。他们都主张“活的教育”，强调“做人”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在他们的教育学说中，自然、社会和生活都是知识的来源和教育的课堂。而“做”即“实践”，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必然途径，也是对学习结果的最好鉴定。在父亲的讲述中，育才学校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学方式也令人耳目一新。

  1945年，父亲写过一篇题目为《八个学术顾问》的文章，刊载于当年出版的《活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八期。在这篇文章中，父亲对陶行知先生编制的“十字口诀”予以高度评价。“十字口诀”是：“一个大脑，两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钥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集（七）体创造，八个顾问，九九难关，誓（十）必克服”。他写道：“这个口诀完全是指导我们青年如何求学的，实际说来，称它是指导我们做人做事的，亦未尝不可。因为这口诀里面，每一句都包含着一种很深刻的意义，我们如能照它去做人做事做学问，必可获益不少。”

  关于“十字口诀”，他写道：

  一个大脑——就是我们遇事都要用脑筋去想。

  两只壮手——这是说凡事都要实地去做，要勤于用手。所谓“双手万能”，就是这个意思。

  三圈连环——什么是三圈？就是“个人、国家、世界”，三者息息相关，不可或分。

  四把钥匙——哪四把钥匙呢？一是国文。就是本国的文字，凡为国民，当然要具备相当的基础才是。二是数学。因为各种科学都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三是科学。科学是救国所必不可少的。四是英文。我们要了解世界，光靠本国的语文，一定不够，所以要研究另外一种外国文字，以资相辅为用。而外国文字中间，要算英文最普遍，流传最广，所以英文也是求学问的一把钥匙。

  五路探讨——所谓五路，是指体验、看书、访友、求师、思考。这五路是指求知时所取的步骤。

  六组学习——这是指育才学校的学生依照各自的兴趣，分组研究。他们所分的有六组：文学、音乐、图画、社会（包括社会、史地、时事）、自然、劳作。

  集（七）体创造——这是说我们要创造新的世界、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必须群策群力，以求意志力量之集中，争取最后的成功。

  八个顾问——这八个顾问最有意义，是我在下文中要特别郑重介绍的。

  九九难关——这是说在学习过程中，一定有许多困难，犹之唐僧取经要经过八十一个磨难。

  誓（十）必克服——这是顺上句“九九难关”来的，意思是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必须立志克服，决不中途退缩气馁。

  同时，育才学校有“八个学术顾问”，它们分别是什么（what）、怎样（how）、何时（when）、谁（who）、为什么（why）、哪里（where）、到哪里去（或趋势，whither）、多少（much）。

  父亲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回忆，陶行知先生曾对他讲起过，“八个学术顾问”学习方法在育才学校所获得的成功。陶行知先生还亲口告诉他，学校有一位14岁的学生，有一次阅读了一本苏联作者描写中国情形的书，其中讲到马可·波罗来华的事。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具体时间，这个学生请教了“八个学术顾问”中的“何时”（when）后，发现了该书作者的错误——马可·波罗来华的正确时间应是在1275年5月忽必烈当朝期间，而非原书中所说的成吉思汗时代。此外，还有一位学生通过研究“郑和下西洋”，并将其与哥伦布航海相比较，得出了结论，即中国在明代时造船技术比外国好。每谈至此，父亲经常难掩内心的兴奋，滔滔不绝。

  这“八个学术顾问”在陶行知先生的笔下，被称作是“八个好朋友”，在《陶行知全集》第五卷中有一首由陈贻鑫作曲的歌曲《八个好朋友》，歌中唱道：“我有八位好朋友，肯把万事指导我。你若想问真姓名，名字不同都姓何：何物？何故？何人？何如？何时？何地？何去？好像弟弟与哥哥。还有一位西洋派，姓名颠倒叫几何？若向八贤常请教，虽是笨人不会错。”

  名师荟萃

  1944年，我独自一人从江西泰和来到重庆。到达山城后，我先是在青木关幼稚园当教师，安顿下来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课。这时，正在育才学校执教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带着她的助手吴艺、隆征丘借用我们幼稚园举办暑期舞蹈训练班，教授少数民族舞蹈“青春舞”及各种民间舞，我也随班学习，耳濡目染，由此打下了舞蹈初步的基础。1945年，在进入中央大学前，我曾于夏天在复旦先修班学习数月，每逢育才学校的同学在北碚演出戏剧和文艺节目，我们都会在傍晚搭渡船过江到北碚观看。戏剧组演出的方言戏《啷格办》等，对于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困惑给出了答案，唤起了人们的抗战信念和力量；音乐组演出的节目《朱大嫂送鸡蛋》、《兄妹开荒》、《山那边呀好地方》等，带来了解放区的新鲜气息；揭露、讽刺国民党当局黑暗统治的歌曲，如《茶馆小调》和《五块钱钞票没人要》等在当时更是风行一时，许多人都会唱上几句。“反内战”、“要和平”、“要民主”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上世纪40年代初，育才学校在山城的名声很响，一是因为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实行的是“生活教育”，培养“智仁勇兼修的人”，因而学校的校风好。二是因为育才学校民主、开明、进步的社会形象。陶先生是著名的民主战士，因而受到各阶层人士的尊重与广大民众的爱戴。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领导人与陶先生保持联系，将一些革命后代送到育才学校学习。曾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李鹏同志就曾经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三是因为育才学校聚集着一大批名师，如音乐组的任光、贺绿汀、姜瑞芝、李凌、任虹、范继森等，戏剧组的章泯、水华、舒强、沙蒙、刘厚生等，舞蹈组的戴爱莲、吴晓邦、盛婕等，美术组的陈烟桥、张望、汪韧锋、许士祺、丰子恺、王琦、叶浅予、华君武等，文学组的艾青、力扬、魏东明、邹绿藏、陆威特、徐荐等，社会组的孙铭勋、廖意林、苏永扬、屠公博等。当时在重庆的许多名流,作家如翦伯赞、何其芳、田汉、吴玉章、邓初民、周谷城、秦邦宪、萨空了、徐迟、姚雪垠、黎国荃、陆诒等在学校兼课或讲学。此外，学校还开设“林间讲座”，邀请郭沫若、夏衍、曹靖华、刘白羽、周而复、邵荃麟、艾芜、戈宝权、沙汀、程今吾等发表演讲。在中国的办学历史中，还没有一所学校能像育才学校这样“名师荟萃”，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陶行知先生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巨大凝聚力。

  （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